1965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之外组建了一个史称“小计委”的机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国家计委之外再组建一个这样的机构呢？“小计委”是如何组成的？“小计委”成立后究竟又做了些什么呢？

　　组建“小计委”事出有因

　　1952年底，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牌子挂在了北京三里河新落成的大楼门口。从此，这里就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总参谋部”，负责编制年度和长期的国民经济计划，掌握着财力、物力、人力的分配大权，在国民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家计委非常看重，并寄予厚望。1954年9月，中共中央任命李富春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但是，国家的计划工作怎么搞，对这些刚刚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还是个新课题。当时中国奉行“一边倒”政策，全面向“老大哥”苏联学习，计划工作自然也要学苏联的模式。在以后的实践中，碰了不少壁，走了不少弯路。

　　特别是“大跃进”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之后，如何恢复国民经济，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在探索中，中央决策层产生了分歧。以李富春为主任的国家计委在指导思想上认同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意见，努力推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李富春先后到河南、湖北和安徽等地农村调查，赞成农民“借地度荒”、搞“责任田”的做法，并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报告，国家计委还拟出文件肯定这种做法。对此，毛泽东是不满意的。

　　紧接着，在编制“三五”计划时，毛泽东对国家计委的工作更加不满。国家计委建议“三五”期间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国家计委党组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以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为中心，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吃穿用计划”。

　　这个《初步设想》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明确批评了国家计委的工作方法。他说：过去制订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方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算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算不进去。毛泽东强调指出：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这几年我们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订计划，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

　　毛泽东的意见，与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有直接关系。南面，美国对越南的战争逐步升级，战争有扩大到中国的可能；东面，台湾蒋介石当局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利用大陆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企图“反攻大陆”；西面，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不断制造事端，进行挑衅；北面，苏联已开始派重兵进驻中蒙边界地区，战略导弹也直指中国……

　　据此，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于1964年4月25日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经济建设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上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一是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二是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百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洪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大灾难。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研究一些可行的措施。

　　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要将“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进行一个重大改变——由吃穿用改变为备战。因此，他强调要把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作为考虑问题的前提，要求建设必须以准备打仗为出发点，提出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在说到在攀枝花（三线）搞钢铁企业时，毛泽东说，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李富春立即把国家计委所有的副主任都派出去考察三线建设和“三五”计划规模。1964年8月，毛泽东问李富春：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慢？李富春说：攀枝花地区地理条件复杂，勘探需要时间。我们缺乏资金，筹措三线建设的投资计划需要开会研究。毛泽东当即说：没有钱用我的工资。

　　在此期间，毛泽东把曾经担任自己政治秘书的陈伯达安排到国家计委当了副主任。8月20日，陈伯达给李富春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对改进计划工作的意见。他在信中说：毛主席在1957、1958年给我们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研究，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执行。陈伯达随后把这封信的抄件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本来已经对国家计委的计划工作不满，看了陈伯达的信后，当天就作出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李富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即组织国家计委其他领导进行讨论，力求尽快改变计划工作方法。12月初，国家计委拟订了一份《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根据讨论意见对文件作了修改后，于12月7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12月12日批示：“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无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