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春，中国大地上的大决战已见分晓，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获胜，已成必然趋势。22年处于非法状态而不得不武装反抗的共产党，终于取得了政权。新政权该怎么组建？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中国大地上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观望着。

　　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早有准备，在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还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设计了两个步骤：一是“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二是“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老百姓迫切期盼和平、期盼民主的形势下，中共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大得人心。与此同时，除原有的中国民主同盟等外，又新组建了一些民主党派。一时间，召开党派会议，推动民主政治，成为舆论主流。开会总要有个名目，时称“政治会议”，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加上“协商”二字，于是中国有了“政治协商会议”。

　　但政治协商会议却是命运多舛，开了没多久，独揽大权的国民党就撕毁了民主契约，挑起全国内战。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于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在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等党派拒绝参加的情况下，拉拢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通过“宪法”。1948年5月1日，南京国民大会闭幕，蒋介石“高票”当选总统。同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发布“五一口号”，毛泽东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发布后，立即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

　　5天后，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有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郭沫若等联名致电毛泽东，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认为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他们还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8月1日，毛泽东致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者、参加者的范围、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求意见。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并潘汉年的电报，要他们按照毛泽东上述电报要求征询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并把这个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去，欢迎他们到解放区来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次日，他又致电钱之光，让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从事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为了同各民主党派人士一起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项事宜，周恩来煞费苦心，仔细考虑如何把旅居香港的各党派民主人士安全地运送到解放区，同时也要设法将分散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转移到中共中央驻地河北省西柏坡附近来。

　　当时，香港与解放区之间的陆上、空中交通都已中断。周恩来最初曾经试图开辟“香港——英国——苏联——哈尔滨”的专门路线，可港英当局没有同意。周恩来当即决定放弃这一设想，决意开辟从香港坐船到大连或营口进入解放区的海上通道。

　　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接到周恩来的电报指示后，成立了一个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5人小组，由潘汉年掌管全面，夏衍、连贯负责与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联络，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负责接送的具体工作。

　　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和他的秘书林一元等，人数不多。这是由于租来的苏联“波尔塔瓦”货船不大，客房极少。为了安全起见，民主人士的行李先行运走，自己离家时只带一个小提包，还化了装。1948年9月12日上午，这艘负有特殊使命的货船，向北出航。经过16天的海上航行，终于在9月27日早上抵达朝鲜的罗津港。李富春受周恩来委托，提前赶到罗津迎接。29日，代表们到达哈尔滨市。

　　11月3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李富春电：“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因此，“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马叙伦、郭沫若、丘哲、许广平、陈其尤、翦伯赞、冯裕芳、曹孟君、韩练成等。1948年11月23日深夜，他们从香港开赴大连。当时，周恩来特地事先拍电报给在大连负责情报工作的冯铉和刘昂，指示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具体指定了座位座次）。还指示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等御寒衣物；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较多，护送工作的确要慎之又慎，特别是要筹划李济深安全离港的工作，更是大费周章。周恩来在给大连电示的同时，也给香港钱之光处发了电报，告诉他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行动要更加谨慎。

　　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除了中共同他联系密切外，港英当局与他常有来往，与美国领事馆也接触频繁。白崇禧曾亲笔写信给李济深，请他到武汉“主持大计”。后来由于国民党进步人士何香凝、梅龚彬等的劝说，李济深才没有上当。

　　李济深的寓所在中环半山区罗便臣道，港英政治部在马路对面租了一层楼，派了几个特工人员住在那里，名为“保护”，实则监视。中共5人小组经过研究，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决定在圣诞节次日的夜间上船，12月27日凌晨驶离香港。到了12月23日，时任香港《华商报》董事经理、代总编辑杨奇接到任务，负责运送李济深的两件行李，并负责护送李济深等人以参加宴会为掩护，登上了苏朝合营的货船“阿尔丹”号。

　　这艘载着李济深、茅盾、柳亚子等30多人从香港赴大连的轮船，在途中遇到大风浪，耽误了一些时间，航行了12天，到1949年1月7日上午才抵达大连。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着急，几次去电大连询问情况，直到他们安全抵达大连，才放下心来。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方事先设法买了御寒的皮货，民主人士一到，负责接待的同志就送去獭皮帽、皮鞋、貉绒大衣。他们收到这些物品，十分感动，有的人要付款。刘昂等人解释说：解放区实行供给制，衣帽鞋都是送的，这是周恩来指示我们办的。大家连声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这样好，真是太感谢了。这批民主人士在大连逗留期间，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