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4月，一位两鬓花白、身材高大的老人踏进了广州珠江江滨的合群路大院——中共广东省委。他就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在长达十六年的下放劳动和被迫害、关押后，上个月刚恢复工作就被派到广东。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党费交给广东省委办公厅的党组织。中央派习仲勋这样一位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长达十年的重量级政治家来坐镇广东，用意极为深远。其安排立刻引起中外媒体的猜测，也让广东人面上有光，当时广州的街谈巷议也颇为有趣:哗！好“大粒”！(广州人对大人物的谐称)广东有得发达啦。历史证明，中央把受极左错误迫害深重而且在人民群众中很有声望的领军人物派到广东这样一个南方大省工作，是极有战略眼光的点将。这是后来邓小平断然以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区的“预备动作”。

　　（二）

　　1979年，初春。习仲勋和杨尚昆接到中央通知，要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此时，习仲勋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刚来才一年，对广东情况还未摸透，但形势迫人，不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大转折令他精神振奋，而且广东全省上下求变求新的急切呼唤，更让他倍感机不可失，以他敢于踏着历史潮头前行的个性，此时，他决心到风口浪尖“先行一步”。

　　京西宾馆夜深人静，习仲勋仍在伏案工作。明天是关系到广东发展的关键时刻，他看着讲稿反复斟酌，该讲什么？怎么讲？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内容讲不到点子上，再有讲话技巧也没用，肚子里有好经真经，但念得不好或技巧不到位，有时也会适得其反。此刻，他决定:响鼓必用重锤。为了广东的将来，他豁出去了。

　　第二天是4月8日，广东果然一出手就气势不凡。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第一次发言，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广东的想法与请求。他代表省委强烈要求中央给予广东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请中央授权或放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在邻近港澳和沿海地区划出一些区域专门对外合作交流和吸收外资，利用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国际交流频繁便捷的优势，在“四化”中带个头，加快发展。

　　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习仲勋陈述了广东独特的发展优势，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中央的权力过于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难办。没有权，办事很难。”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问:“仲勋同志，你们广东究竟想要什么权？”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习仲勋面对中央最高负责人，他感觉到了决定广东命运的紧要关头。尽管他提出的设想可能不合某些领导人的口味，但广东已经没有退路。

　　习仲勋终于将底牌抛了出去:“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最后，他索性把话说痛快。他语出惊人地说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这种针对束缚生产力发展僵化体制的大胆“出格言词”，别人都不会说、不敢说或者不能说，只有长期在中央和西北工作，此刻又作为广东当家人的习仲勋敢说。他无所畏惧地坦荡直言，令当时头脑仍未转过弯来的人们吃了一惊。

　　习仲勋趁热打铁继续说:“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这样广东几年就能搞上去。广东是一个大省，等于周边地区的一个甚至几个国家呀，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太小了，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我们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中央也有利呀。”

　　习仲勋言之殷殷语之切切，一口气把话说完，总算松快了许多，不仅把省委常委委托他捎给中央领导的话端出去了，还用自己的“重锤”，擂了一通“响鼓”。

　　习仲勋知道，虽然邓小平并未主持会议，但大家都认定他是主心骨，便按叶帅的指点求见小平。在种种不同声音的争议中，趁着会议下午间隙，小平不动声色地接见了他，倾听了他关于广东先行一步、加快发展的设想。邓小平先赞扬了习仲勋敢于创新的大胆想法:“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然后静静地听，不停地抽着烟，插了几句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东南沿海的改革开放，得先从广东、福建搞起，广东的改革开放，也得抓一个突破口，搞一个试验场，放开手搞，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这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这次谈话中，小平还对习仲勋说了一番值得载入史册的话:“过去陕甘宁边区就叫特区嘛，你不是陕甘宁特委的代理书记吗？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接着他又说了一番名言:“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