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范文澜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发表题为《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特别谆谆告诫学生要使史学研究走向健康发展的大道，首先必须大力破除教条主义。“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破不立，只有破，才有立。”他称教条主义是“伪马克思主义”，并强调：“比如说，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在当时，这样明确地提出把“我”大大恢复起来，以客观实践为检验一切的标准，确实为治疗教条主义提供了一剂良药，具有石破天惊的力量！

　　1958年，范文澜在一封给刘大年的信中，郑重提出不能让业务受损失。在学术工作中，他总是提倡攻难关，研究艰难而又有价值的问题。他认为，在学术工作中避难就易，是缺少志气的表现。有志者当攻克前人未曾攻克的难关，解决前人不曾解决的难题。这当然需要超越前人的艰苦工作和极大毅力，但取得一项成果，便是一份贡献。如果只是选择那些容易做的题目，迎合时尚，人云亦云，也许容易得到刊布的机会，却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可说。1962年他旧病复发，却带病用一年时间，遍读了唐人诗文集，在此基础上撰成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七章唐代文化中“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及“近体文与古文”两节。刘桂五先生对此回忆说：“他主张要大量掌握资料，要重视资料工作。他在写作时，不断阅读资料，不断修改，就是不断前进。”他说：“不通读，我怎么会知道要用什么，不用什么！”他是从大量资料中，进行研究，选择可用的材料，而不是抓到材料就用。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后人好好学习。 (摘自1月28日《北京日报》陈其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