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经济工作。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在强调经济与教育是当下的中心工作之后，他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

　　“正谊明道”这一说法，见《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汉武帝时，董仲舒作为江都相辅佐易王刘非。一次，刘非对董仲舒说：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与大夫泄庸、文种、范蠡谋划攻伐吴国，终于把吴国灭掉了。孔子称古代的殷商有箕子、微子和比干三个贤臣，我认为泄庸、文种、范蠡也称得上是越国的贤臣。董仲舒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他引用鲁国大夫柳下惠耻于回答攻伐齐国之事，强调贤仁之士要讲礼义，进而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于这句集中体现董仲舒“义利”思想的话，人们虽然有着种种不同的分析和认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包含有重义轻利、重思想轻物质、重社会观念轻经济实践的意思。毛泽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进行批评的。

　　联系延安当时的情形，毛泽东以古为例批评董仲舒的“正谊明道”，是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的。1939年国民党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1940年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党中央提出的办法一是精兵简政，二是生产自救。全党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管理经济。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当时许多干部不重视经济工作，有些领导把经济工作交给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许多同志只愿意做党政军学工作，愿意弄文学艺术，不愿意做经济工作。

　　干部们为什么如此轻视经济工作呢？毛泽东认为，这是由于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他借此强调“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如果不这样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

　　毛泽东对董仲舒“正谊明道”的批评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边区人民群众的负担问题。一些干部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应施“仁政”，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是错误的观点”。政府征公粮，是保证战争的需要。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克服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边区人民群众才有好日子过，这才是革命政府最大的仁政。但是另一方面，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涸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毛泽东说：“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经过层层抽丝剥茧的分析，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公私兼顾”的经济工作基本方针，并由中央领导带头，在边区掀起了一个全党、全军抓经济的大生产运动。经过党政军群全体人员的努力，到1943年，边区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 （摘自2013年3期《党的文献》潘鈜/文）

　　毛泽东强调经济建设是边区的中心工作，决不是忽视其他工作。和大生产运动差不多同时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推动党前进的整风、生产“两个环子”的理念：“总之，没有整风党是不能前进的。……没有生产党也不能前进”，“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就不能向前推进，党就不能前进了！……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我们党学会整风和生产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尽管上世纪40年代还没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及其相互关系的提法，毛泽东“两个环子”的论述，却已经十分明显地包含了这样的思想，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