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长征初期
采取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方针？
2013年03月13日09:53
中央红军长征是举世闻名的一次战略大转移。但是，红军长征的初期却由于种种原因采取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路线。
1934年4月30日，红军保卫广昌战役失败之后，临时党中央在严重的局势面前，开始考虑红军实行突围转移的计划。此时，作为中央顾问的李德曾两次在会议上表示，“在敌人坚持堡垒战的条件下，要在苏区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以主力部队突围的方针，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并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5月初，中央委托李德草拟的关于1934年5月至7月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季度计划，对于突围的准备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要求：“贮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弹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以及其他内容等等。”
突围的准备工作，包括迅速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筹集粮款、筹集现金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进行武器弹药等物资准备；军事部署上也作了准备。
除了组织领导方面的部署外，在武装力量方面，中央留下了一部分红军。中央规定留下的红军部队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苏区及其周围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在有利的条件下配合红军反攻，恢复苏区。
在中共中央作出了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决定和红七、红六军团相继突围北上和西征之后，博古、李德不但没有利用红军部队在外线牵制敌人的有利时机，采取保存和休整红军有生力量、以利作战略转移的措施，反而依然提出“用一切力量继续保卫苏区，来取得战役上的大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补助方面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等错误战略方针。继续大规模地组织红军部队投入阵地战。“这种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这种惊慌失措的表现，加上对战略转移“始终秘而不宣”的做法，是使广大战士和干部在退出苏区作战略转移时觉得“突然”、“仓促”、“没有准备”的又一个原因。
至于“逃跑主义”，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确切的解释。决议指出：“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段话说得很清楚，所谓“逃跑主义”，是指五次反“围剿”的第三个阶段而言。具体说，就是遵义会议决议指明的红军突围行动的三个月，即突围开始至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因为在突围行动中，博古、李德等人采取“避战主义”一心想夺路西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们的表现“基本上不是坚决的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没有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除此之外，在红军突围之前，是根本不存在“逃跑主义”问题的。因为当着敌人的“围剿”不能被打破时(即广昌战役以后)，中央决定退出苏区，目的是为了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而不是逃跑。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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