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猴场会议
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更为直接的条件？

2013年03月22日10:14      

1934年12月，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挥师西进。12月31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会议，毛泽东参加了会议。

1935年1月1日，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猴场会议再次批判和纠正了“左”倾领导者顽固坚持回兵湘西的军事错误，基本上结束了“左”倾领导的军事指挥权，提出了渡江后新的战略行动方针。按照猴场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战略目标，在思想和行动上完成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变，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进一步的准备，创造了直接的环境条件。

（1）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完成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变，是黎平会议的继续。黎平会议后，“左”倾领导者并没有彻底放弃去湘西的原定计划。为此，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乌江边的猴场召开会议，再次批判和纠正了“左”倾领导者的军事错误，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在猴场会议上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渡乌江北上的信心。

（2）猴场会议提出了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是黎平会议的发展。猴场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这一行动方针的提出，使中央红军由战略上的被动变成主动，它对遵义会议及其后来反对蒋介石新的“围剿”具有深远影响。关于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猴场会议更明确更具体地提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3）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作了进一步的准备，创造了直接的环境条件。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更坚实的思想基础。猴场会议经过毛泽东等同志的努力说服，中央多数领导成员统一了思想，为遵义会议上解决各种重大问题打下了基础；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作了组织上的进一步准备。猴场会议首次强调了军事指挥权问题：“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周恩来回忆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这表明，猴场会议基本上结束了“左”倾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

（责任编辑：陈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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