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东最西化的国家黎巴嫩，看到了蔚蓝的地中海、长年积雪的高山，但没有看到这个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布满弹孔的大楼，政府机关建筑群周围密布的坦克、装甲车，表明那种在西方发达国家成功实施的政治制度，并没有给黎巴嫩带来安定。

　　在1970年代之前，黎巴嫩曾是中东的金融中心、旅游胜地，有“东方瑞士”之称，但此后内乱不断，国家一蹶不振。虽然内战已于上世纪90年代停止，先后上台的政客们也竭力发展经济，但乱象延续至今，黎巴嫩的黄金时代难以再现。该国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导致这些乱象的主要原因，是当初西方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插手黎巴嫩的内部事务。

　　黎巴嫩一向与西方国家比较接近，政治制度也类似，但那种彼此制衡、互相监督的理想政治状态在这里没有出现，反而因为各党派、政治组织势均力敌、互相掣肘，许多议题陷入了无休止的争论中，难以达成一致，国家政治生活始终无法稳定。以致有些黎巴嫩学者感叹，该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各派别势均力敌，没有哪一个派别能够协调、集中各方的意见和力量。

　　黎巴嫩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政治现象耐人寻味：为何竞争性选举、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通常不会引发破坏性的后果，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却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导致国家陷入内乱？这种相互制衡并能有效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平稳、和谐、快速发展的局面，要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

　　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经济迅猛发展并带来物质上的繁荣时，也正是比较危险的时候。经济发展带来利益的大变动，各种社会群体利益不断分化，各种矛盾、冲突往往在这个时期不断积累，处理不当有可能集中爆发。在这种局面下，若贸然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机制，恐怕只会加剧社会各群体之间的鸿沟，使矛盾趋向激化，导致社会更加分裂，理想化的相互制约会异化为相互掣肘和内斗。

　　我认为，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在原有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基础上，培养社会各群体的民主意识，逐步扩大和推动民众对社会、政治活动的有序了解及参与。这个过程中，媒体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托克维尔在19世纪所言：媒体自由不单影响政治舆论，也影响着公众舆论，修正着社会习俗和法律。

　　一个社会以及个体的道德、行为、习惯、心态、传统、风俗，是在长期的历史和生活中形成的，它们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工作与选择。社会条件、政治条件、民情等软性的内容，很难用推倒重来的方式再建。自由民主的实现，除了需要法治、制度的保障外，还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和道德基础。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说：他们(指当时的美国人)明白，自由的建立需要有道德基础，而道德的建立又需要有信念做基础。

　　美国在独立战争后，较快地摆脱了混乱局面，较早地稳定了政治制度，走上了快速发展道路。而法国在大革命后，折腾了上百年，才走上早就应该走的道路。美法两国的命运差别如此之大，其原因之一在于，“美国革命的领袖们寻求脱离英国的统治，但愿意保留英国的法律以及英国社会和文化的遗产。法国革命的领袖们则摒除了现存的社会，把社会当成旧制度，企图用新政治、社会、文化构架取代旧制度。”法国革命的领袖们充满了浪漫的理想和冲动的激情，把一切现存的视为旧制度下的产物，认为都应当扫除，罔顾当时法国的社会现实、社会条件。

　　有什么样的人群就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就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制度，因为社会条件决定社会制度。美国现代政治学者Dankwart Rustow认为，建设良好有效的民主制度需要以下几个条件：首先，任何地区都需要40到130年的时间来实现行政和教育的现代化；第二，要有稳定的地区周边环境；第三，政党的传统，这种传统能追溯到一代、两代或三代人之前，即政党能够为统治者和民众之间提供制度化的交流渠道，政党能够使更多的群体积极地参与政治进程；第四，主要社会和政治群体之间在通向民主道路的初期，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以各主要群体之间的主要利益没有被相互摧毁而告终。

　　这也解释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凭空引进西式民主制度为何失败的原因。理想化的民主制度可以在几天之内设计出来，但没有上述适合的社会土壤，它的生命力将是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