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及其重要作用

杨青

2011年06月03日11:18

　　摘要：本文通过对抗日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及在抗日根据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考察，充分说明抗日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基础上，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并在领导群众对敌斗争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只有不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团结群众共同为完成党的事业而奋斗。党的基层组织只有不断对党员进行思想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并加强管理和监督，才能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

　　关键词： 抗日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作用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基层组织就是指党的支部。这是七大党章中明确规定的，即“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的支部”[1]。全国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经过恢复、建立和巩固，在对敌斗争及各项建设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敌后抗战，为夺取全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因此，认真总结抗日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我国当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及其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党的基层组织的恢复和建立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基本上是在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这时，日军已占领华北大部和上海，进而逼近南京。毛泽东依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提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到主要地位。”[2]根据洛川会议精神，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已是党的主要战略任务。

　　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方面是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失地;一方面要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和组织领导工作，这就要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及广大的共产党员去努力完成。正如陈云所说:“党的一切口号、主张、政策，依靠支部才能具体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支部在群众中日常的宣传组织工作，才能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口号、主张、政策之下，进行革命运动。”[3]但是，此时党的组织还很弱小，抗战爆发前夕，全国的共产党员只有4万多人，并且主要集中在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及其他一些小块根据地。华北、华中的党组织，从省委到支部，有的刚刚恢复，有的正在恢复或建立，有的地区还没有党的组织。因此，要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必须扩大党的队伍，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在这之前，1937年10月22日刘少奇就指示贺龙、关向应及华北各地党组织，“在已失及未失地区，都要大大发展地方党……要在各县首先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负责建立全县各乡村党的支部”[4]。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 [5]10月15日，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有计划的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使党成为全国性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敌后方——应大量的发展党、创立党。速度要快。量要多。”“在工作的开展中去发展党，在斗争中去发展党。”[5]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1937年8月红军改编后，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即已先后奔赴华北各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初，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在苏南、皖南、皖中等地区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开辟根据地的过程中，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同时进行。有的地方是八路军或新四军到达后，在已有党组织的地方进行积极恢复党支部的活动，使其发挥作用，扩大党的队伍;在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在广泛发动群众中发现骨干，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有的地方党员的发展和党支部的建立是直接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

　　例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15师一部分部队和军政干部在晋察冀临时省委的配合下，派出许多支短小精干的队伍，以八路军工作团、地方党工作团的名义，在五台山地区广泛发动群众。为了迅速打开局面，他们每到一村，先找村长，限令他召集全村人民开会，由工作团的干部去讲话，宣布成立抗日救国会或战地动员委员会等组织。同时将抗日与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革村政权等相联系，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在发动群众中，工作团采取“不但要善于运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干部、党员，并且要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分子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并“把在群众中最活动积极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群众所真正信赖的分子，召集起来，大批大批的开训练班，在里边大量的个别的发展党员。把党员个别加以初步训练，再派回原地区工作并发展党，工作团亦可在村中直接发展党员”[6]。他们在有党员的地方都建立了党支部，而后党支部立即投入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中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八路军和地方党组织深深感到，在发动群众中，党支部是重要环节。他们说:“支部是党在群众中的堡垒和群众核心，要选定好的真正革命分子发展为党员，协同干部在各种组织，如农会、工会、妇救会、青救会，特别是联庄武装及各种武装中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支部——这是可靠的堡垒。上边领导的有可靠的干部，下边在群众中作为群众核心的有党的支部(哪怕还不大)，那我们就可以把上述大刀阔斧、粗枝大叶发动或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群众、政权组织掌握到党的领导下。”[6]党的组织扩大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武装起来了，与八路军共同抗击日军，开展游击战争，到1938年1月，由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

　　再如，太行山区的黎城县党支部的建立和发展，是八路军第129师工作团到达后，首先在北社村秘密发展几名党员，建立北社村党支部，这是该县的第一个党支部。接着又在其他村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至1937年底，全县的党员发展到30多人[7]。1938年春，晋冀豫边区的游击战争全面展开，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在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山东、苏南、皖东等抗日根据地及创建并发展了琼崖、东江和珠江等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党的组织也迅速发展。例如，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有党员1000人，到1939年9月党员增加到30150人[7]。冀中抗日根据地安平县有108个行政村，到1938年底，发展党员800余名，村村都有党支部[8]。苏中抗日根据地1941年初有党员3000人，至年底发展到9600余人，有1001个党支部[9]。琼崖地区的党员抗战初期有600余名，1938年10月猛增到5000名[10]。

　　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到建立，党支部的恢复、建立及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充分证明，没有党的大发展，没有党支部深入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要迅速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将其很快稳定下来，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只有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人民军队才能站稳脚跟，才能得到发展壮大，才能取得战斗的胜利，也才有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正如1939年9月，杨尚昆在晋冀豫边区代表大会上讲的:“在几年创造根据地工作中，党在政权、群众、武装工作上起了好大作用。毫不夸张地讲，没有全区党，就没有今天的根据地。”[7]

　　二、巩固党的基层组织.纯洁党的队伍.提高战斗力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后，日军基本上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而把主要的兵力用于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为适应这种战争形势的变化，迫切需要党的团结、统一和强大。但是，由于党在抗战初期的大发展中，发展速度过快，一些地方为了追求新党员的数量，进行所谓的发展党的突击运动，使一些普通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进入党内，因而出现了党的队伍不纯，党的组织涣散，支部建立起来后不能起到应有作用等问题。例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发展党员中，发生严重的“拉伕”倾向。阜平有一人一天就发展党员60人，行唐则发生摆开桌子在街上写名册的事情〔6]。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一些党支部“存在着沉闷的现象，相当一部分支部干部闹不团结，以及党员干部的强迫命令等方面的问题”[7]。淮北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大发展后，尤其是基层党支部，有的已成为蜕化分子，有的不仅成分不纯，而且政治质量也不纯〔11]。更有甚者，一些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党内。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永城书案店附近某支部的二十六个党员就有二十四个是流氓地痞成分，永城四区和二区纳入党内的奸细竟当了乡长和区队排长，直至他们率队投敌、公然反叛的时候，方才发觉”[12]。鉴于这种状况，党的基层组织如不加以整顿，是不可能担负起团结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领导群众，坚持敌后抗战的重任，其战斗堡垒作用也会因此而大为削弱或丧失。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极端严重的任务，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已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

　　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抗战以来，特别自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的正确决定以来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正因为在短时期内党得着了猛烈的发展，所以党的组织很不巩固，在征收新党员的工作中是有严重的错误与缺点存在的”。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为着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审查工作的原则是“个别的详细的慎重的审查与洗刷”，并提出:“支部工作必须加强，支部在群众中的工作必须发展”，“各级党的组织机构必须整理，以求得在巩固党的工作中收到最大的效果”[13]。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及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对各地区党的巩固工作作出具体部署。例如，1939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冀中党组织:“在清查干部中，应注意洗刷混入的敌探、托派、国民党及阶级异己分子。而对军人及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犯有某些错误、缺点者，则应加以教育，不可与上述分子混为一谈。”[14]11月2日，晋冀豫区党委发出《关于巩固组织的指示信》，提出“整顿组织必须针对党内成分的复杂进行成分改造，特别是领导成分”;“坚决的同时是慎重的清洗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组织审查委员会，深入支部，一个一个的进行整顿[7]。按照中共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的指示，抗日根据地巩固党的工作迅速展开。党的基层组织着重从审查党员、整顿党支部和加强党的支部教育入手，展开工作。

　　第一，审查党员，整顿党支部，纯洁党的队伍。

　　审查党员和整顿党支部的工作首先从审查党支部干部开始，上级党组织对于支部干部进行认真审查，并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中提出的要求去做，“如发现某个干部政治上是不可信赖的，则须坚决撤销或调动其工作;发现了内奸、叛徒则应坚决的清洗出去”[13]。例如，1940年4月，太行抗日根据地涉县经过整顿支部，在70个支部委员中，开除了31个，撤销了19个[7]。

　　在党支部干部审查的基础上，转入对一般党员的审查。审查工作基本上以支部为单位，审查个人的历史和表现。经过审查，各抗日根据地党组织都程度不同地审查出一些奸细、叛徒及其他不良分子，并坚决进行洗刷。例如，冀中区经过审查，在9万多名党员中，被洗刷的有2730余人，占党员总数的3%多一点，其中叛变者138人，逃跑脱党者406人。北岳区洗刷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2% [15]。

　　巩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有的地方在几年中进行过多次整顿。例如，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从1941年党的队伍大发展到1945年，先后4次进行整顿基层党支部的工作。他们的口号是建立工作上积极的、组织上巩固的、政治上纯洁的党支部。整顿支部的内容是，审查支部领导成分和加强党的基本教育，包括彻底了解每个支部的详细情况、清洗支部内的坏分子及阶级异己分子、加强阶级教育等[11]。

　　巩固党的工作普遍开展后，由于关门主义、唯成分论在党内仍然存在，有的党支部把不少好的党员清洗了，伤害了一些同志，造成了不良影响。例如，进行强调紧缩、强调成分的大清洗，随便地乱清洗，“不起作用的”清洗、“不开会不交党费的”清洗，还有用圈名单的方式，号召党员自动退党等。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黎城县有党员2000名，整顿后留下700名，只占原有党员的35%。其中清除了地主、富农分子，但也清理了一些可以教育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16]。这些问题发现后，区党委对被清洗的党员进行了重新审查，对清洗错了的党员予以纠正。

　　第二，加强党的支部教育，提高党员素质。

　　党的支部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提高战斗力，党员能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能不能团结广大群众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关键要看党的支部能不能把党员组织好、教育好、管理好。要教育好千百万党员，党的支部教育必须加强。由于抗战初期党员的大量发展，党支部数量激增，一些支部未能加紧对党员进行思想意识、党性知识、党的策略及文化知识等教育，致使一些党员党性观念很差，不懂得党的策略，多数党员的政治文化水平很低，以致出现党员不起作用的现象。因此，加强党的支部教育，提高党员素质，既是巩固党支部的工作内容，也是党支部经常性的基本任务之一。

　　194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要求“有计划的组织干部和党员中的策略教育，把他当做支部工作的重要部分” [13]。10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作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具体而明确地规定党支部教育的方针、内容及方式等。《指示》指出:“支部教育是党的基础工作之一。”“支部教育的方针应该是:(1)提高支干(包括支部的干事、某些小组长及其他乡村级干部中的党员)和党员的文化水平;(2)使一般党员懂得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3)使支部干部熟悉领导支部工作及乡村工作;(4)培养以后进行支部自我教育的教育干部。”“普通党员的政治教育，一般的应当包含:怎样做共产党员，支部本身的工作，统一战线政策，乡村工作(群众工作、政权工作、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及武装工作)，争取敌伪军工作，临时的策略教育。”“支干的政治教育，一般的应当包含党的建设初步(党章的教育)，以中国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常识，以区乡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根据地的初步知识，关于游击战争的初步知识，临时的策略教育。”教育方式:“支干的训练应该由县委负责”，“普通党员的训练，可以采用通行的巡回教育与流动训练班的方式，由区委负责办理，必要时上级派出教育干部去协助进行”。“含有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党员的支部，可以先训练这些党员，然后经过他们去教育本支部的其他党员。”[13]

　　按照中宣部的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在省委、区委领导下，党的支部教育开展得十分广泛。一些党支部建立了日常教育制度。例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各支部普遍建立了怎样做一个好党员的党课制度，定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方针政策的学习制度，以及检查组织纪律及思想作风的组织生活制度。晋冀豫区党委将教育内容分为工作教育及思想教育。要求县委、地委将各时期的中心工作编成教材，作为支部教育的读本。教育的方法，采取闲谈访问方式、讨论启发方式等，避免机械地搬用和灌输。在教育中，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当时的重要读物。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广大党员和干部在政治理论、思想作风、文化程度上有了明显提高。

　　党支部经过整顿，取得显著成效，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增强了战斗力。中共鲁西区党委深有体会地说:“这次审干和整理支部工作，虽出现过简单化等现象，但教育了党员，纯洁了党的组织，严格了发展党员的手续，使党的政治质量和战斗力都有一定的提高。”[17]关于加强党的建设，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还进行了延安整风运动，这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三、党的基层组织在抗日根据地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党的基层组织通过恢复、建立和整顿，组织上得到巩固、思想上有了提高、作风上大为改进，在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及各项建设中充分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

　　1.党的基层组织在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中是领导群众的坚强堡垒

　　党支部在领导军事对敌斗争中，一是进行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组建游击队和自卫军等抗日武装的工作。例如，山东省历城县党支部，1938年3月建立后，立即联络人员，搜集枪支，很快成立了一支有30余人和一支有7、8人的抗日武装。随后在这两支小队伍的基础上，发展到有70余人、50支枪的县抗日游击队[18]。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村党支部，在村上动员51人去当八路军和出外参加救亡工作，占全村人口的13% [3]。太行抗日根据地13个县的39个支部中，群众已发动起来的有6个支部。榆社某支部在扩大榆社游击队时，县委要求30人而完成40人[7]。

　　为了保证党对游击队、自卫军的领导，1939年3月晋冀豫区委要求“党员到游击队去，到自卫队去……保证党的堡垒作用”。“在模范自卫队中，党的干部应单独划分一组，由支书直接领导，支书要掌握自卫队，每个党员要起模范作用，坚持工作与参加抗战。”“用党来保证扩兵工作，党员积极率领群众参军，这可以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7]豫皖苏边区党委提出，“动员全体党员在其工作地区内参加武装组织，加强对于自卫队和游击小组的领导”，“竭力在团队中发展党的组织”[12]。

　　二是党支部积极领导县及村中抗日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由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频繁地进行“扫荡”，因此，反“扫荡”已成为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敌后斗争的中心任务。在坚持反“扫荡”斗争中，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他们和抗日政府一起，领导和组织群众破坏桥梁和公路，阻塞河面，捉拿敌探，封锁消息，空室清野，对日、伪军进行宣传;帮助主力部队筹集粮草给养，了解敌情，带路送信等，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例如，淮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在1941年11月中旬开始的历时33天的反“扫荡”中，充分显示出军民合作、共同对敌的战斗情景。彭雪枫在总结这次反“扫荡”时生动地写道:最“值得大写特写的是泗灵、睢老、周圩的民兵，他们能与数量超过他们多少倍的伪军激战数小时，终将敌人击退”。还有在这次反“扫荡”中的破路运动，群众亲自经历和试验了破路的伟大作用，虽在敌人“扫荡”正在进行之际，而挖路工作却踊跃起来。漫野遍地，男女老少，万头攒动。一月之内，据不完全统计，全边区共计破路达7000余里。破路运动之所以能掀起热潮，是由于政治动员、组织严密、政府干部以身作则、劳力使用合理负担及主力部队督促协助[19] 。

　　2.党的基层组织在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是团结群众的核心

　　由于各个抗日根据地处在敌后，互相分割，相互之间联系困难。实际上是自成体系，其抗日民主政府相对独立地统筹本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财政，以坚持抗日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在县里或村中就应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凝聚力和战斗力，因为它要担负起领导根据地内“党、政、军、民、学各项工作”[3]，使“每一支部必须变成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市镇所有群众的核心，变成一切群众运动、一切群众斗争的宣传者、组织者与领导者”[13]。

　　在这些工作中，党支部积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例如在政权建设中，党支部对政权的领导是政策上、政治方针上、原则上的领导，是“保证乡村成为群众自己所管理的抗战的革命的政权”[3]。他们领导群众参加选举，选出群众自己所信任的干部到乡政府的领导机关。苏中区党委在改造基层政权时，要求党支部首先进行具体周密的调查研究，确定改造的计划，提出改造动员的口号和办法，哪些人做选举人。而后进行党内动员、群众动员，组织区乡选举委员会、公民小组等。在共产党占优势的地区，保证一定选举共产党员为代表;在党的势力薄弱的地方，保证能争取进步人士当选，孤立封建势力[20]。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对政权的领导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自上而下地经过党的小组(党团)，在其领导机关中起核心作用;另一个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由一般小组、党员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如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响应号召[6]。

　　在领导和管理村政权时，党支部坚决执行党的各种政策和政府的各种法令，并对党员进行政权知识、党的政策及法令等方面的教育。例如1940年11月12日，中共山东分局要求山东党组织领导民主政权工作时，“要在全党内深入到支部及每一党员中(进行)对政权问题的教育，特别是深入党的政策的教育……使每个党员提高对于政权的认识，熟悉党对政权问题的政策与法令，根据党的政策去团结一致的为建立巩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而奋斗”[21]。

　　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党支部一是领导生产，进行可能的经济建设，用一切方法，提高生产，发展经济。例如，扩大农业生产，开垦荒地，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劳动互助以及合作生产，实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改善群众生活等。二是领导经济斗争。针对日军的频繁“扫荡”，烧杀抢掠，党支部领导群众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鄂豫边区党组织的做法是，日军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他们一方面用各种办法减少敌人的烧杀，另一方面盖土窑，使敌人不容易烧。在麦子或稻子成熟的时候，领导群众及时收割，并把谷、麦藏起来，使日军、顽匪没有办法抢夺粮食。皖鄂赣边区党委要求各乡、保行政人员与党支部、小组:“动员群众计划藏粮，多做土仓，筑土围子，四面挖水壕，掩蔽目标，使敌顽无法找到粮仓，不致被抢去一粒米。”[22]当然，这些工作有很多是党支部与抗日民主政府共同领导群众完成的。

　　党支部在领导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及对敌斗争中，尤其注重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与领导群众。他们积极派党员干部到群众组织与群众武装中去，在里边遵守组织纪律，积极活动，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成为领导群众的核心。

　　四、抗日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重要作用的历史启示

　　通过对抗日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及在抗日根据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考察，党的基层组织从加强自身建设做起，重视发展党的组织，不断巩固党的组织，带领群众坚持敌后抗战，在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一，只有不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团结群众共同为完成党的事业而奋斗。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它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直接和人民群众打交道，是人民群众认识和了解党的“窗口”。人民群众往往以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和周围党员的行动来评价党。因此，党的基层组织能否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直接影响到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影响党同群众的关系。抗日战争时期巩固党的工作，就是由于党的队伍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党的战斗力和纯洁性，影响到党与群众的关系。经过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力提高了，党员的思想作风、组织观念增强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就是敌后抗日根据地能够很快建立、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第二，党的基层组织只有不断对党员进行思想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并加强管理和监督，才能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党要保持自身的先进性，重要的是不断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加强理论学习，增强党性修养，其目的就是要使共产党员在各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其中，党的基层组织对党员的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抗日战争初期，党只注意大发展，而忽视了党的支部教育，结果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加强党的支部教育的决定，对党的干部、广大党员进行思想、组织、文化等方面的教育，提高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党性认识。他们在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中及对敌斗争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被群众视为楷模。实践证明，只有思想上不断充实，行动上才能得到保证。党的基层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也体现在其中。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经过加强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提高了战斗力，在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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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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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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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华中抗日根据地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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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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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山西省史志研究院.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1924-1949)[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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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中共济南市历城区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历城革命斗争史(1922-1949 )[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9.

　　[19]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新四军第四师老战士回忆录编委会.抗战在淮北[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20]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苏中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21]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山东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22]《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杨青(1955-)，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研究员。
　
( 出处:苏州大学学报出版日期:2005年第7期)

（责任编辑：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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