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谭平山组织第三党思想研究

杨泰龙 姚纯安

2013年04月12日10:32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摘要〕谭平山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提出了组织第三党的主张，这一主张本质上是他对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一种思考。这一思想的提出，理论根源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革命阶段和革命动力的分析，现实基础是国共双方分歧的日益扩大和关系的日益紧张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迫在眉睫，部分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避免统一战线破裂的办法。谭平山的第三党思想，虽有其缺陷，但不失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一种积极探索。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对于谭平山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提出的组织第三党的思想，学界研究较少，尽管有部分学术论文涉及到这一问题，但也往往论述过于简单（迄今为止，学界对谭平山和第三党的研究，多集中在对第三党的实体，即后来成立的中华革命党的研究，对谭平山提出组织第三党这一思想的研究则几乎暂属空白。对实体的第三党进行的研究参见崔珏的《第三党成立问题探源》（《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阮霖的《谭平山与第三党问题试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6期）等论文。）。对谭平山组建第三党的政治主张的源起、提出等问题，迄今为止，尚缺乏客观而系统的分析。实际上，谭平山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产生的组织第三党的思想，是其后来发起成立中华革命党的直接思想基础，就谭平山的这一思想主张进行研究，对于更好地认识谭平山、认识他后来发起组织的中华革命党、认识他对中国革命事业所作的努力与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就此聊表浅见，以抛砖引玉。

一、国共双方对党内合作的排斥和谭平山对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认识

从国共合作一开始，共产国际就没有把国民党当作一个真正的阶级的政党。马林在讨论国共合作的杭州西湖会议上，列举了五条理由来支持他主张的“党内合作”的方式，其中第二条为：“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25页。）1922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中也明确表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这个党将随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日愈明显的分裂而成长”（《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24页。）。也就是说，在共产国际看来，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合的革命组织，而非一个阶级的政党。共产国际的这一观点在其力主用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的过程中逐渐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国共合作开始后，起初担心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会混淆共产党的阶级性质的陈独秀陈独秀在中共杭州西湖会议上，坚持认为党内合作混合了阶级组织并会牵制共产党的独立政策，会引出许多复杂而又不易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指出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参见马连儒：《陈独秀思想论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2页。就转而认为国民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2页。），“事实上，国民党是各阶级的党”（《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47页。）。谭平山在《国民党周刊》上也发表文章指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甚至“断定国民党不是‘阶级’的党”（《谭平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2、253页。）。从这里可以看出，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没有将国民党当成一个具有自己的主义和自己的阶级基础的政党，而是将它看成是各阶级的联盟。或者说，在共产国际眼里，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本身就只是一种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但是，共产国际在1922年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却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屈从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这些中心中的任何一个，即使这些中心的领导者具有半民主的或者甚至民粹派的性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62页。）。很显然，共产国际在这里将国民党视为“资产阶级所建立的中心”。共产党选择与国民党合作的原因，更是因为“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广东文史资料》第42辑（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4页。）。可见，共产国际和中共对于国民党是各阶级联盟的认定也并不是持绝对和当然的态度，其选择与国民党合作的原因和最终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原因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矛盾。

国民党是不是阶级的政党这个问题在当时难以定论，但党内合作的方式却着实让国共双方的党员都无法接受。中国共产党方面，在西湖会议上，“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提议（《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7页。）李守常即李大钊，张特立即张国焘，我指陈独秀——笔者注。。国民党方面对党内合作也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自1924年初起，至同年8月孙中山不得不同意召开中央全会专门讨论与共产党关系为止，国民党‘一大’正式开始实行容共政策之后不过半年左右时间，国民党内发生的指控共产党人的案件，就有20件之多，连署党员几达2000之众。”（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68页。）党内合作方式的敲定，最终也只是因为马林和孙中山的坚持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并非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双方协商后的合意结果。陈独秀曾说：“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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