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美堂与抗日战争

任贵祥

2011年06月03日11:22

　　摘要：美洲著名爱国侨领司徒美堂为祖国抗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从九一八事变后即率先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声援自发奋起抗战的国民党官兵；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出任抗日救国侨团的首领，带领广大华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万里迢迢回国慰劳抗日军民，为祖国抗战出计献策，在途经香港陷入日军魔掌的危险时刻，表现出了铁骨铮铮的民族气节；他团结美洲洪门侨胞，报效祖国抗战，使这一古老的帮会组织焕发青春；他呼吁祖国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有力地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他是广大华侨抗日救国的领袖和楷模，其爱国思想在支援祖国抗战中进一步得到升华。

　　关键词：司徒美堂；抗日救国；表率与楷模

　　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英勇奋战的结果。海外华侨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司徒美堂是美洲洪门致公堂的领袖，是享誉中外的爱国侨领。抗日战争期间，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带领美洲侨胞支援祖国抗战，为祖国抗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迄今抗战史学界对他的抗日救国活动尚无全面系统介绍和深入研究，本文即对此加以探讨，以弥补这个缺憾。

　　

一、率先投身抗日救亡　挺身护卫抗日人士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打响了侵华战争。而当时的中国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白山黑水、大片富饶国土悉数沦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日本侵华得寸进尺，四个多月后，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1935年又制造华北事变，把侵略魔爪伸进华北。中华民族岌岌可危。面对日本的大举侵略，部分国民党爱国官兵，冲破国民政府当局限制，奋起抵抗——马占山江桥抗战，以蔡廷锴、蒋光鼐为首的19路军淞沪抗战，以及张学良、杨虎城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发动的西安事变，等等。抗日救亡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司徒美堂对日本频繁发动侵华事变、野蛮侵略中国的暴行强烈愤慨，率先主张抗日并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淞沪抗战爆发不久，司徒美堂等联合纽约各侨团组织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它是海外华侨成立最早的抗日救国团体之一。1932年2月初，司徒美堂在安良堂（美洲致公堂的一支，由司徒美堂创立）主持召开了干事会，作出三项决定：1．以致公堂名义呼吁支持在上海坚持抗日的中国军队；2．迅速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3．组织华侨青年航空救国。[1]（P223） 3月6日，纽约华侨召开美东华侨航空救国大会，动员侨胞们参加航空救国活动。为表示支持和重视，司徒美堂亲自与会。随即整个纽约华侨社会为支持祖国抗战而活跃起来，这与司徒美堂的带动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1932年4月中旬，即淞沪抗战结束不久，已有十余年没有回国的司徒美堂，亲自率领几位华侨代表万里跋涉回到祖国，带回一些美洲侨胞捐献的款项和物资，慰问19路军将士，并考察了解淞沪抗战的情况。他们一行来到上海，凭吊硝烟未散的抗日战场，对奋起抗战的19路军将士深表敬慕。蔡廷锴得知后，当即派车接他们到上海的真如范庄军部，并接见了司徒美堂等人，进行了亲切的会谈。5月16日，在军部召开了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司徒美堂代表美洲华侨敬献花圈。会场气氛悲壮，何香凝讲话时激动得放声大哭，蔡廷锴泪流满面，司徒老人也极其悲痛。会议结束话别时，蔡廷锴郁闷地告诉他，上级已调所部赴闽“剿共”。司徒老人劝慰他说，日后如有难处可去美国，侨胞会热烈欢迎你的。这次回国，司徒美堂从亲朋好友处得知，美洲华侨捐给19路军抗日的血汗钱十之八九都被某些国民党官僚衙门或贪官污吏“充饱私囊”，十分恼火；同时也了解到一些国内政治的真相。

　　司徒美堂老而弥坚，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伊始，他率先垂范，带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如后来《华商报》社论所评价那样，司徒美堂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即为主张抗日最坚决的一人，当时并主张取消党治，以团结各党派共组抗战政府，同时在美发起全美华侨抗日救国会，提高侨胞民族意识，尽力筹集款项，督促并协助政府抗战。其目光的远大与爱国的忠诚，可以概见”。[2]（1942年11月23日）

　　不但如此，司徒美堂对在国内自发开展抗日斗争、要求民主救亡而遭到排挤迫害，被迫到美国去的抗日将领和爱国民主人士，予以热情地接待和保护。

　　蔡廷锴及其领导的19路军官兵被调到福建“剿共”后，因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而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旋被镇压失败，蔡被迫出走美国。蔡抵美前，陈铭枢致电司徒美堂告知：“蔡欲来美，能否发动侨团保护，免被敌人暗害？”司徒美堂复电表示热烈欢迎，并保证安全。旅美华侨敬佩蔡廷锴淞沪抗日之壮举，蔡抵纽约时，受到以司徒美堂为首的爱国侨胞的热情欢迎。欢迎的侨胞们手捧鲜花，跳起狮子舞；迎接蔡将军的汽车达300多辆，场面颇为壮观，蔡成为中国官员在美最受华侨欢迎的人。为防止美蒋特务加害他，司徒美堂派专人迎接并布置保卫。他还在纽约《五州公报》登出严正声明说：“谁敢动蔡将军一毫毛，就当场把凶手捣成肉酱。”[3]（P249）随后他亲自陪同蔡游历美国十多个大城市，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所到之处均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每逢出入，司徒老人都与蔡同行，亲自为蔡当“保镖”，并坚定地表示：“要打先打我。”[4]（P61）他一直陪同到蔡离开美国。蔡廷锴“违抗”上级旨令，率领孤军抵抗日本侵略；进而反对内战、发动抗日反蒋事变，兵败无奈出走美国，因而受到司徒美堂等爱国华侨的敬佩和欢迎。为防止别有用心者加害蔡，司徒美堂挺身保护。其中表明什么？可想而知。

　　1936年，陶行知和全国学联代表陆璀借到欧洲参加国际会议之机，前往美国、加拿大等地向华侨及国际友人宣传抗日救国。他们于11月9日抵达美国纽约，经陈其瑗介绍，司徒美堂与陶相识。两人相见恨晚，遂成知己。司徒美堂邀陶下榻自己家里，“天天畅谈救国之道”。11月23日，国内发生国民党当局迫害民主人士开展抗日民主活动的“七君子”事件。他们遂一道投入声援活动，共同发表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揭露国民党当局迫害民主人士的暴行，要求释放“七君子”，对日抗战。司徒美堂也义愤地在告同胞书上签名。旅美华侨告海外侨胞书的发表，激怒了国民党当局，遂通缉陶行知，其处境危险。这时，司徒美堂又伸出援助之手，邀请陶行知加入致公堂。陶欣然接受，便以致公堂名义到美国各地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后来，陶行知在美国难以立足转赴墨西哥，司徒美堂便写信嘱托所经之地及墨西哥的洪门致公堂多方照料，并资助陶路费和生活费。司徒美堂与陶行知素不相识，而一面之交便成知己，当陶遇到危险时，司徒老人鼎力相助。其中说明什么？不言自明。

　　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因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而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后，杨虎城为蒋逼迫而来到美国，司徒美堂得知后发动侨胞迎接，并接杨到寓所设家宴招待，随后安良堂设宴款待。他们二人谈得很投机，杨虎城向司徒美堂介绍了发动西安事变的经过，及处理事变时，共产党仁至义尽，仇将恩报，主张放蒋，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等，使司徒美堂得以对国内政治“洞见大势”。他对杨虎城“印象极为深刻”，认为杨“是一位英勇豪迈、热爱祖国的好军人”，二人“结成莫逆之交”[4]（P62）。当杨担心有特务欲对他下毒手时，司徒美堂很愤怒，遂安排安良堂兄弟加以保护，他本人亲送杨上船去伦敦，才珍重道别。为争取国共消除私见，合作抗日，进而达到全民族一致对外，杨虎城等将个人一切利益置之度外，勇于“犯上”兵谏。而当时司徒美堂却视杨为“好军人”，竭力护卫。其中又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当一个国家遭到外敌大举入侵、民族危亡之际，抵抗不抵抗侵略成为衡量爱国与否的试金石。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面对外敌大举入侵，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政策，上百万国民党军队不去前线抵抗日本侵略者，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剿共”内战，甚至疯狂镇压自觉抗日、主张民主救亡的爱国军民。这种不顾国家民族大局，顽固地抱着一党一派的偏狭私见，实属倒行逆施。司徒美堂是非分明，爱憎有别，亲自保护来自国内受迫害的抗日将领和民主人士，这是他以国家民族为最高利益，而所谓党派领袖的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国家民族利益的体现，展示了一位老华侨崇高的国家民族观念。无疑，他以自己的实际言行抗议和抨击了国内执政当局的不抵抗政策。

　　

二、生死关头不辱大节　国难之际条陈大计

　　全面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以身作则、竭尽全力献身于祖国的抗战事业，成为美洲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一位重要带头人。

　　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刚传美国，纽约华侨当即成立救济总委员会的救国团体。该会共有19名执委，司徒美堂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该组织的任务是对整个华侨社会进行总动员，监督和协调一切爱国活动，特别是筹款和宣传活动。在该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纽约市区每月参加各种救国活动的华侨达3万多人次，其抗日救国活动进一步高涨，进而影响和带动了全美国乃至整个美洲华侨社会。

　　为了使广大侨胞持续不断地从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司徒美堂亲自发动美国纽约和美东地区华侨建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筹饷总会”）。司徒老人将全部身心投入祖国神圣的抗战事业，他毅然辞去所有公私职务，专门负责“筹饷总会”的工作。他每天上午10时开始工作，至深夜12时结束，每日工作十三四个小时，风雨不误，五年如一日。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美洲华侨开展抗日救国活动长达14年。据统计，此间美洲华侨为祖国捐款总额达6900多万美元，其中美国华侨捐款5600万美元，成立95个捐献团体，开会筹款达437次。[5]（P581）仅纽约“筹饷总会”募捐达1400万美元，其中纽约华侨捐款额约为330万美元。美国华侨为祖国抗战捐献飞机30多架，捐献各种车辆数百辆，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成百上千，其中大多数参加了中国空军。司徒美堂是当时纽约地区为祖国捐款最多的17名华侨之一；他领导的安良堂是纽约华侨社团为国捐款最多的一个侨团。司徒美堂及其领导的“筹饷总会”还与宋庆龄在香港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进行秘密联系，将美洲华侨的部分捐款资助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美洲华侨尤其是美国华侨为祖国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与司徒美堂的带动与领导有密切关系。正如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对司徒美堂所评价的那样：“抗战以来，他领导旅美侨胞作热烈捐献活动，成绩斐然。”[6]

　　司徒美堂多次亲自参加美国华侨及国际友人开展的各种援华抗日活动。1938年夏，大批日军飞机对广州狂轰滥炸，无辜居民伤亡惨重。美洲侨胞大多为广东籍，他们得知家乡亲人罹难的噩耗，怒火中烧。美国援华抗日组织“全美援华委员会”在美国各地40多座城市同时发动抗议日本侵略者暴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司徒美堂积极参与其中。7月17日，他与示威侨众在日本驻纽约领事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并与华侨代表一道将抗议书递交日本领事馆官员。再如纽约进步侨团华侨衣馆联合会召开抗日宣传大会，邀请司徒美堂参加，他欣然应允。当时会场设在五层楼上，没有电梯，他不顾年迈足跛，拄着拐杖登上五楼，可见他对抗日活动是多么热心。1942年司徒美堂从祖国返回美国后，将在国内了解的抗战情况向美国华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他还不辞辛苦地到南北美洲的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加拿大等国，向当地侨胞们及国际主持正义者宣传并呼吁援助中国抗战，不但受到广大华侨的欢迎，而且在当地国际友人中也产生积极影响。

　　司徒美堂在侨居地以身作则、带领侨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爱国精神令人赞叹；而其归国期间，身陷虎穴临危不惧、宁折不屈；救国助侨四处奔波、出力献技，更属难能可贵。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吸收各方面的人士为抗战献计献策。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选举中，司徒美堂被选为华侨参政员之一，一直任职到抗战胜利。为履行国民参政员的职责，也为了解祖国抗战情况、慰劳抗日军民，转达海外华侨的救国热情，1941年10月，司徒美堂继淞沪抗战之后第二次回国。他表示：“这次回国主要的任务，除慰问祖国抗战军民外，并决定向当局陈述团结抗战之意见。”[7]回国时，他带回几十条美国流行的爱国领带，上面绘有“中华民国万岁”、“永远的中国”等标语，沿途分发。11月20日，司徒美堂抵达香港。不料正值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大举进攻香港等地。司徒美堂尽力协助国民政府驻港军事将领陈策维持香港秩序。日军占领香港后，驻港日军和汉奸将司徒美堂劫持到日军司令部。日军驻香港司令官矢崎（有称井崎）软硬兼施，以高职高薪为诱饵，威逼司徒美堂出面组织香港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即“维持会”）并出任会长，以巩固其“占领秩序”。不言而喻，答应日军的条件，可以权倾一时，荣华富贵；拒绝日军的要求，将会有很大危险，甚至危及个人及全家生命。司徒美堂的儿子司徒柱当时住在香港，他对其父的历险情况回忆道——在此生死抉择面前，司徒美堂大义凛然，婉拒矢崎的要求。他应付矢崎说：“我已80多岁，腿脚又不灵，新到香港来，人地生疏，还是另请高明吧。”矢崎再三要司徒美堂考虑，实际上是在逼其就范。司徒美堂沉默以待。最后，矢崎问道：“你是住在司令部还是想回家？”司徒美堂意识到矢崎是想软禁自己，遂严肃地回答说：“我如果住在你们这里，外边出了什么事我可不负责！全香港的人这时恐怕都知道我被你们抓走了！”矢崎忙说：“请不要误会。”[8]（P316—317）随即，当矢崎派人将“委任状”送到司徒美堂的住处时，司徒美堂已在香港洪门爱国人士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秘密帮助下，化装冒险离开香港，日军的阴险计划落空。对此，司徒美堂回忆道：“一到香港，就碰上太平洋战争，我身陷日本侵略军之手。日本指挥官强迫我要当什么‘维持会长’。那时，我已经73岁了，这是对我的一个很大的考验，我坚持了爱国立场，乘着敌人戒备疏忽，一个早晨，改换装束，乘坐小艇，逃出香港。当时兵荒马乱，没有交通工具，我扶杖步行三百里，抵达粤东的游击区。”[9]（P121）国民党《中央日报》赞扬司徒美堂道：“香港沦陷后，敌伪曾一再威胁利诱，不为所动。”[10]（1942年3月10日）司徒老人冒险离港转赴东江抗日游击区后，经惠州、老隆、韶关，并由韶关赴桂林，再由桂林辗转到达重庆。

　　日本疯狂侵华欲灭亡中国，对于岌岌可危的中华民族是个严峻的考验，对于面临沦为亡国奴的每个中国人也是个严峻考验，而对于面临国破家亡、丧根断祖的每一位海外侨胞同样是个严峻的考验。在此关键时刻，整个中华民族和及其广大中华儿女奋起抵抗，这无疑是全民族抗战的主流。但也应看到，身居国家要职的党政首脑蜕变成民族败类、汉奸国贼者不乏其人；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放下武器、屈膝投敌者不在少数；也有个别侨领侨商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低三下四，丧失大节。相比之下，司徒美堂年迈体弱，手无寸铁，一介侨民，却在生死之际表现出人铁骨铮铮、不辱大节的气慨，其精神难能可贵，其气节高尚非凡。

　　司徒老人远涉重洋，间关返国；香港之变，正气凛然；旅途劳瘁，国人敬仰，受到欢迎。他抵渝的第二天，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及邓颖超即到其下榻的中央饭店看望，还特意为他带去几份《新华日报》。几天后，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为司徒老人举行欢迎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及民主人士陶行知等百余人出席会议。周恩来在致欢迎词中，高度评价了司徒美堂的爱国热忱及其在美洲华侨中所做的卓越贡献，还介绍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坚持团结进步的情况。会后一起合影留念。对此，司徒美堂曾回忆说：“1942年夏天，我在重庆应周恩来的邀请出席了茶话会，他当时是重庆的共产党代表。他向我详细阐述了国民党在皖南进攻新四军的经过。在这事变中，许多爱国人士被杀害。他还向我描述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怎样受着日本侵略军主力的进攻。”[1]（P61）3月20日，国民政府有关方面召开了欢迎会，与会者百余人。21日，文化委员会等12个文化团体也召开欢迎会。蒋介石等党政要员也纷纷会见司徒美堂，蒋还为其设宴招待。冯玉祥、黄兴夫人徐宗汉及黄鼎臣、陈其尤等也拜访了司徒老人并进行了畅谈。国共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新闻媒体纷纷作了报道。这些说明了国内各界对司徒美堂的重视及其在祖国抗战中的地位，也体现了国内外同胞患难与共的亲情。

　　司徒老人向国内同胞传达了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及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如1942年3月在重庆的一次欢迎会上，他向大家介绍了由于中国坚持抗战，其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海外华侨的地位也因此而提高，他们的募捐也很踊跃。美国名流政要咸对中国坚韧刻苦的抗日精神表示钦佩。美国某电影公司曾赠送给华侨“世界最大之中国国旗”，侨胞们决定在抗战胜利时送回祖国。[11]（1942年3月23日）通过司徒美堂的宣传介绍，使国内外抗日救亡的情况得到沟通，也使祖国抗日军民受到了鼓舞。

　　司徒美堂尽量发挥自己的余热，除任国民参政员外，回国后还担任赈济委员会委员。他忠实地履行国民参政员的神圣职责，一方面宣传海外华侨抗日救国的热情，另一方面从国家民族大局出发，向政府当局提出自己有关抗战及关系到侨胞切身利益的主张和建议。其条陈的高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以侨救侨”。中国抗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拼实力、拼消耗的大规模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抗战更加艰难困苦。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侨居地大多被日军占领，约有135万多华侨难民归国，急待救济。　这一方面给政府的侨务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另一方面使许多难侨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为减少国家战时负担，集中全力抗战，司徒美堂提出了“以侨救侨”的主张，以为“筹设垦殖区”收容归国难侨为“最善之法”。为此，司徒美堂专呈国民政府农林部，较为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救侨主张。他指出，南洋各侨居地沦陷后，侨胞流离失所，处境悲惨。政府虽屡次拨款救济，但只能是暂时维持，并非长久之策。观察现时大势，战争将呈持久状态，侨胞损失的家业难以短期恢复，长此以往，政府也难以承担。“美堂为侨胞一分子，对此不能漠视”，故至重庆后，多方征求意见，商讨救侨办法，“所得结论以为，侨胞于国外既失之产业，当于国内谋兴复之”。其理由是，华侨当初均系生活贫穷而被迫出国，他们并无资本和企业，而是靠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白手起家成家立业的。现在他们因战祸被迫返回祖国，如发挥他们原来掌握的种种从业经验，“则复兴旧业断非难事”。其实政府无须筹设种种工矿实业收容难侨，而农产品收成周期不过四五个月，且资金易于周转，故设垦殖区安置他们最为可行。至于资金，可在归侨和美洲华侨中筹募，未募足之前可先由政府借拨若干。司徒美堂呼吁：“盖救灾如救火，不容一刻之缓视也。”因此，他特向有关部门提出五条建议：1．设置垦殖区办事处。拟定名为“华侨垦殖合作社”。依照合作事业章程组织之，以别于公营实业及商人企业。2．请求政府拨给荒地。政府先会商粤桂滇闽四省指定适宜荒地以资开垦，并请政府就近拨给东西山荒地（即渝西之永川、壁山、铜梁各县交界处）以资从速开垦，所以指定此区者理由为：（1）面积广大；（2）交通适宜；（3）业务易办；（4）销场畅通；（5）成绩可期，俟中央垦区成立后再推行四省垦区。3．募集资金二千万元。请政府先借拨三百万元以为开办费，由本社分向国内外侨胞募足此额，即行归还借款。4．尽量收容侨胞。由各垦区先行开始，侨胞登记分别平日执业以备将来尽量任用。5．凡为从业员工必须认股。如此伟大事业须各员工皆占股份始能振起各人奋斗精神，休戚相关，不易为私人把持，成功始有希望。倘从业者无力认股，得向本社先行登记预认股额，声明于每月薪水下扣还若干，其余则于年终奖金内扣清，清还后仍得继续认股。务期达到真正普遍合作目的。[12]（全宗号22，卷号3）

　　考察司徒美堂的救侨主张，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简要的认识：一是实际可行。因为它是通过深入调查、反复商讨提出的符合实际的救侨主张。它根据广大难侨实际，用其所长，安置难侨以开发农业为主，调动了他们生存自救的积极性。二是目光长远。救侨主张洞察到了祖国抗战的长期性和艰苦性，因而救侨工作要有长远规划，一时的权宜之计，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三是全面周到。救侨主张既考虑到减轻政府的负担，尤其是尽量考虑到减少政府财政拨款，以支持长期抗战；又照顾到大批难侨的切身利益，使其具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以免流离失所。因此，这是有利于抗日救国、救侨的良策。

　　（二）疏通侨汇与吸引侨资。大多数侨眷都依靠侨汇维持生活，但我国东南、华南各地侨乡交通电讯被日军截断后，各级政府对侨汇管理不善，使侨眷的生活遇到很多困难。司徒美堂了解这些情况后，心里非常着急。他谈到救侨时表示，自去年底（即1941年）香港沦陷后，自己的家乡广东四邑历来依靠美洲侨汇维生的侨眷们，因侨汇断绝生活遇到很大困难。美洲华侨通过中国银行汇寄给家乡的钱已经积压整整一年了，侨眷们不但取不出汇款，而且连钱的下落也问不到，“为了使华侨资金能移向祖国，为了使侨胞乡族能继续维持生计，侨汇的问题，急需得到合理的解决”[13]。司徒美堂在国民参政会上将这一问题作为提案提出。他还亲赴广东韶关（广州沦陷后为广东省省会）向省府有关部门了解救侨情况，并与国民党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商议救侨办法。他的意见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有的被采纳。为能从根本上解决侨汇问题，司徒美堂积极参与创办华侨兴业银行，并出任常务董事（当时没有董事长）。总行设在重庆，在昆明、贵阳、成都、兰州、西安等十余处设分行和办事处，最多时资本总额达800万元。[1]（P212—213）1943年春，他风尘仆仆地到加拿大为银行募款，将募得的款项分别用于扩充银行业务和购置生产机器、促进战时生产。他还联合侨商及国内金融界人士共同创办华侨建设银行，吸收侨资，开发国内实业。

　　司徒美堂还向政府当局提出如何吸引华侨投资的建议。他指出，华侨是不愿把资金放在国外去做“空中楼阁”的，他们愿意把资金移向祖国，在祖国的原野上开花结果。但不能把华侨看作“财神爷”，而任人抢掠，投资要有合理的保证，要有良好的环境。

　　司徒美堂心系国家民族，关心桑梓，为侨请愿，仗义执言，为广大难侨、侨眷的贴心人。他不但提出了积极的救侨高见，而且还躬身于实践，表现了一位华侨老人的忠贞爱国精神。当然，司徒美堂的高见多数未被政府当局采纳，但其为国家民族奔波操劳的赤胆忠心并不因此而逊色。

　　

三、发动团结海外洪门　奋起报效祖国抗战

　　洪门会党，早年是“反清复明”的组织。清政府建立全国统治政权后，对其进行大肆剿灭，使其在国内难以立足生存，遂纷纷逃亡海外各地。在海外，其原有的“反清复明”宗旨已经失去现实意义，因为他们面临的已不是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而是侨居国政府或殖民当局的压榨和奴役。所以他们仍保留着“手足相顾，患难相扶”及侠义救国的特点，这无疑有进步意义；但又存在山堂林立、互有隔阂等缺点。早在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时，曾对美洲致公堂进行了大量争取和改造工作，使其获得新生，成为美洲华侨支援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司徒美堂及其创立领导的安良堂积极支援辛亥革命。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海外洪门包括美洲致公堂一度消沉。

　　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美堂作为美洲洪门致公堂的革命元老，决心重振洪门，光大其侠义救国的优点。他为发动洪门侨胞支援祖国抗战付出很大辛苦，贡献卓著。

　　七七事变前后，欧洲和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广大华侨由一盘散沙走向团结统一，相继成立了“欧洲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洲际华侨抗日救国团体，而美洲致公堂组织这时仍处于分散状态。在司徒美堂等人的多方努力下，1939年6月15日，全美洲洪门致公堂所属10余国223处机关的代表齐集墨西哥城召开恳亲大会。会议主张联络各救亡侨团，集全美10多万洪门侨胞的力量，拥护祖国抗战，把抗战坚持到底。与会全体代表一致议决，力行洪门“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义侠除奸”的信条。会议重申洪门立会之宗旨，再接再厉，保持“救国家保民族一贯之传统政策”，“同时郑重考虑一本向来主张之民主政治”，使“祖国政治合于正轨”；“坚持其实现以复兴我国家，保存我民族，此亦即‘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本旨”。会议通过成立“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的组织，由司徒美堂任监督，吕超然任部长。这次会议旨在为支援祖国抗战而“统一内部之指挥，齐一战时之步骤，增加一切力量，以此力量与我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兄、弟、姊、妹同一集合”。[14]

　　“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组织的成立，结束了美洲洪门长期堂号林立、互不团结的局面，过去的“门户之见”“涣然冰释”于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之中，是美洲洪门抗日救国大团结的标志，这无疑是司徒美堂努力的结果。此后，司徒美堂更加雄心勃勃，还想在此基础上筹备召开全世界洪门代表大会，“讨论加强洪门组织，更有力支持祖国团结抗战之方案”[2]（1941年11月23日）。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宏伟计划未能如愿，但窥见其良苦用心。

　　在美洲致公堂抗日救国、团结统一影响带动下，各地洪门侨胞热烈为祖国抗日捐款。加拿大致公堂钵湛分堂、檀香山位碌古分堂等变卖公产，捐助祖国抗战。美属菲律宾洪门分会也走向团结、投身抗战事业。1940年7月，中国洪门联合会菲律宾分会发表告全菲洪门同志书，宣布加紧下列三项工作：“（一）全菲五洪门团体，应尽量消除此间之隔膜，并尽量加强彼此间之团结与合作。（二）拥护一切抗战力量，应团结到底，反对日伪汉奸挑拨离间之政治阴谋。（三）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决策，无论系团体或个人，应更加积极，将其一切力量，贡献国家，贡献抗战，使抗战胜利，能更早日到来。”[15]

　　司徒美堂还尽其所能，向广大侨胞尤其是洪门侨胞宣传祖国抗战，号召他们为祖国抗战尽力。1942年5月，他发表《致旅美侨胞及洪门兄弟书》，在《致洪门兄弟书》中表示：“我旅美侨胞，过去[ ]有见仁见智之殊，而自抗战以来，亦能感于‘兄弟阋墙外御其侮’之箴言，输财出力，精诚团结，此种为民族为国家之正气，愿我同侨永保勿坠，抑更有当为我洪门兄弟告者，我洪门之共同目的，原在为民族独立，为国家争生存，在昔赞助孙总理戮力革命，缔造民国，劳绩昭著，在人耳目，深望我洪门兄弟，念已往之光荣，思当前之天职，一德一心，共赴国难。”“应以昔日之忠诚”，“完成抗战建国之大业”。[16]

　　《致旅美侨胞及洪门兄弟书》，是司徒美堂作为美洲致公堂领袖，向全体旅美华侨尤其是洪门侨胞发出支援祖国抗战庄严而神圣的号召，号召他们发扬以往的爱国传统，紧密团结，竭尽全力，共赴国难，争取中华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致公党香港总部通电各国各地区支部，号召致公党党员与祖国同胞同呼吸共命运，进行抗日救国，并宣告香港致公党总部停止活动。各地致公党虽然以不同形式开展了一些抗日活动，但彼此没有联系，互不统属，其抗日活动既缺乏声势，又没有力量。与此不同，在司徒美堂等人的努力下，美洲洪门致公堂的抗日救国活动则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爱国力量，成为当时全世界洪门侨胞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

　　众所周知，由于某种原因，海外洪门致公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一度步入曲折坎坷之路。经过司徒美堂等人的艰辛努力，付出大量心血，抗日战争时期致公堂从茫茫迷途中踏上抗日爱国、追求民主团结、明辨大是大非的康庄大道。这是海外洪门致公堂的转折、新生和进步。唤醒并组织洪门侨胞报效祖国抗战，是司徒美堂对祖国抗战及海外洪门致公堂做出的独特贡献。如《新华日报》短评所评价那样：“旅美侨胞，洪门兄弟，在司徒美堂先生等侨领领导之下，数十年来，对民族解放事业，素具热忱帮助，抗战以来，呼吁团结，输财输力，更不余遗力，老成谋国，劳绩昭著，吾人实深敬佩！”[17]

　　

四、反对投降分裂磨擦　坚持抗战团结民主

　　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基本保证。司徒美堂及其广大华侨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投降分裂势力不断抬头且日益嚣张。国共合作抗日困难重重，危机四伏。因此，司徒美堂对国共合作抗战异常关注。

　　抗日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国民党内部亲日派汪精卫集团公然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汪伪汉奸政府。随即在海外华侨中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运动。司徒美堂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讨汪声明，诛讨民族败类。以他为首的美洲致公堂致电林森、蒋介石及全国同胞，电文指出：“汪逆媚敌祸国，逆迹昭彰，近更变本加厉，组织傀儡政权，私订亡国条约，全侨共愤，同人拥护抗战国策，诛锄奸逆，誓为后盾。”[10]（1940年2月3日）

　　司徒美堂衷心拥护国共合作抗日，认为在此国家危亡之时，国共应放弃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共赴国难。但与其愿望相反，国民党当局实行独裁专制，压制民主抗战，不断制造反共分裂“磨擦”事件，并于1941年1月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祖国团结抗战遇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国共“磨擦”的消息不断传来，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司徒美堂非常担忧，特致电国共两党，主张召集各党各派领袖组织特别委员会，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实行民主政治。皖南事变爆发前夕，当他得知国共两党高级将领就新四军移防问题针锋相对地发出“佳电”、 “皓电”的消息，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国共“磨擦”的严重性，立即与致公堂首领阮本万、吕超然等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电文指出：“最近读朱彭叶项发表致何白佳电，胪列国共磨擦事件，言词痛切，初尚不敢轻信，迨中外电讯播传其事，始悉我军事当局确曾下令新四军移防，以及国军二十万五道封锁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爆发之虞，各皆言之凿凿，证之佳电信而有征，海外闻之，万分惊骇。思大敌当前，谁甘分裂自坏长城，自促亡国。”“何期我国共两党乃于此时间有兄弟阋墙煮豆燃萁之传闻耶。思之思之，信疑仍未敢肯定也。夫以我全国抗战局面，此时若因国共磨擦，弄成分崩离析，则前方慷慨之英勇将士，不独头颅枉掷，宝血空流”，“后方之海外侨胞之踊跃捐输、牺牲一切，亦属枉费血汗，结果仍沦为无国之民也。言念及此，谁不痛心”。“今为我整个国族争取生存计，美堂等敢以血诚，向我国的两党呼号，敦请公等，速行负责，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美堂等对国对共，两无嫌怨，谨秉我洪门三百年‘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老革命团体精神，以代表我全美洲十万洪门侨胞，特向公等作刍尧之献，如蒙采纳，国家幸甚，民族幸甚。”[18]（1941年2月20日）电文血泪声声，既有担心，又有规劝；电文语言十分中肯，衷心希望国共两党以抗战大局为重，表达了全体华侨的正义心声。

　　但是，国民党当权者一意孤行，不顾司徒美堂等海外华侨的苦苦规劝，公然发动自相残杀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在海外华侨社会中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轩然大波。广大华侨函电交驰、此起彼伏地谴责事变的发动者。司徒美堂也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强烈愤慨态度。事变发生不久，美洲致公堂办的《五洲公报》、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办的《美洲华侨日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古巴致公堂的《开明公报》及加拿大致公堂机关报等共10家侨报，共同发表“十报宣言”，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搞分裂自毁长城，要求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务必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司徒美堂坚持团结抗战、反对“磨擦”分裂、维护国共合作的义举，得到了中共的肯定。在反击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期间，毛泽东曾复电司徒美堂、阮本万、吕超然等人，对其“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痛陈蒋介石袭击皖南新四军等一系列倒行逆施，使国共合作已遇到严重危机，阐明中共“业向政府当局提出时局善后办法及临时办法十二条，尚祈公等一致主张，予以赞助，以期迅速见之实行”[19]。司徒老人在“大局艰难之际，呼吁民主团结，其爱国家民族的热情，更令人起敬”[11]（1942年3月10日）。

　　在皖南事变刚发生的严重形势下，毛泽东亲自复电司徒美堂等人，陈述事变后中共处理事变的举措和主张，不仅仅是对司徒美堂事变前来电的礼节性回复；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旗帜鲜明地主张维护张国共合作、反对分裂“磨擦”的严正态度，以及他在美洲华侨中威望和在当地社会的影响，期望他对于事变的公正解决做出努力，说明了中共及毛泽东在解决皖南事变上对司徒美堂的重视。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大业，救国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抗战不能由政府或少数独裁者包办代替，不能压制民主抗战。因此，司徒美堂屡屡向政府当局呼吁战时应“实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代表民意之国民大会，制定国家大法，奠定民主基础，以“巩固抗战团结之大局”[18]（1941年2月12日）。1941年11月26日，司徒美堂回国经香港时，在港的文化界人士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彭泽民等百余人在温莎餐室举行欢迎会。司徒老人在会上讲话，介绍了他代表美洲洪门回国慰劳前方将士，了解国内抗战情形，以便回去向侨胞传达；继之着重阐述了有关民主政治的主张，他表示，在此国家危急的时候，在朝政府更应绝无偏私，容纳各党各派人才与意见，共为国家民族效命，“抗战不是一个党一个人可以抗得了的。国政一定要公开，一定要容纳各方面人才”[20]。“而对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旨，更再三表示其愿望。”[11]（1942年5月30日）司徒美堂主张的民主抗战，其核心思想是全民抗战；任何党派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抱着私见压制抗战，这无疑是从全民族利益出发的真知灼见；实际上也是对国民党当局独裁统治、压制民主、大搞分裂磨擦的谴责和否定。

　　

五、简要结语

　　抗日战争期间，在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救国浪潮中，涌现出许多爱国侨领富商，他们是广大华侨抗日救国的火车头。司徒美堂不顾年迈高龄，奔波在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线，堪称侨界楷模，是众多爱国侨领的典型代表之一。

　　与其他爱国侨领富商不同，司徒美堂的抗日救国活动有自己的突出特点，简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高尚的民族气节。1955年5月，司徒美堂逝世时，何香凝亲撰墓志，其中说：“太平洋战争时期，先生行抵香港，被日本侵略军当局拘捕，先生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气节，拒绝伪命，化装逃走。”[4]（P260）严寒知松柏，烈火见真金。在事关国家民族利益及个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司徒美堂人老骨硬，凛然正气，表现了高尚的中华民族气节。其二，侨界救国的精神楷模。与其他侨领富商不同，司徒美堂是职业性的社会活动家，他既无厂矿企业，又非家财万贯，他本人不可能也无力为祖国抗战捐献大量财物，但他以自己高尚无私的爱国精神和实际行动，带动了广大华侨。是侨界救国的精神领袖，他对祖国抗战贡献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如前所述，从九一八事变时起，他就带领美洲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长达14年如一日。在欧洲大陆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东南亚大部沦陷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美洲华侨成为支援祖国抗战的一枝独秀，这与司徒美堂等侨领的艰苦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把长期“堂派”林立的美洲洪门帮会发动并团结起来，组建中国洪门致公党，支援祖国抗战，使这一古老的组织获得新生。他万里迢迢奔波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慰劳祖国抗战军民，带回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向祖国政府当局出计献策，等等。这些对祖国抗战军民、社会各界及广大华侨是巨大的精神鼓舞。其三，司徒美堂与陈嘉庚等一样，是当时侨领或富商中为数不多的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侨界元老，是中国近现代华侨两次轰轰烈烈爱国高潮的参加者和历史见证人[21]，从反封建的革命斗士到中华民族解放的民族英雄，反映了一代爱国侨领及广大华侨思想观念的发展与升华，及其随着祖国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与时俱进的伟大品格。如《新华日报》所评价那样：“司徒美堂先生旅美六十一年，而对祖国的热爱，不仅没有淡薄起来，反而与日俱增。”[11]（1942年3月10日）司徒美堂无愧是全体海外侨胞爱国的楷模，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其四，司徒美堂作为一位爱国华侨的典型代表，他所走过爱国道路是坎坷曲折的，而抗日战争时期是他思想发展及其爱国实践的重要转折点。他从一位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者，到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从跟随拥护孙中山国民党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朋友，这符合他的思想发展的逻辑，是其客观实践和主观认识的自然结果。

　　作者简介　任贵祥（1958——），男，辽宁省岫岩县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历史学硕士，长期从事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关系及中共党史等课题研究。

　　参考文献：

　　[1]回忆司徒美堂老人[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2]香港：华商报晚刊.

　　[3]树煦。司徒美堂略历[A]。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

　　[4] 司徒美堂。旅居美国七十年[A]。中国致公党中央研究室。司徒美堂[C]。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

　　[5]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

　　[6]短评。欢迎司徒美堂先生[N]。新华日报（重庆）1942—3—10。

　　[7]初访司徒美堂先生[N]。华商报晚刊（香港）1941—11—23。

　　[8]司徒柱。忆先父司徒美堂[A]。中国致公党中央研究室。司徒美堂[C]。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

　　[9] 司徒美堂。回忆当年，欢呼今朝[A]。中国致公党中央研究室。司徒美堂[C]。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

　　[10]重庆：中央日报。

　　[11]重庆：新华日报。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抄司徒美堂呈[A]。行政院审查会关于筹设华侨垦殖合作社及救济回国侨民从垦办法的草案（C）。

　　[13]司徒美堂先生谈救侨[N]。新华日报（重庆）1942—10—27。

　　[14]全美洲洪门垦亲大会宣言[N]。新中华报（延安）1939—10—6。

　　[15]菲洪门分会号召侨胞团结[J]。华侨先锋，1940，2（2）.

　　[16 ]司徒美堂发表致旅美侨胞及洪门兄弟书[N]。新华日报（重庆）1942—5—30。

　　[17]短评。读司徒美堂先生之言[N]。新华日报（重庆）1942—5—30。

　　[18]延安：新中华报。

　　[19]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3（4）。

　　[20]司徒美堂在文化界欢迎会上热烈呼吁民主政治[N]。华商报晚刊（香港）1941—11—27。

　　[21] 华侨史学界一致认为，近现代以来华侨有两次爱国高潮，即支援辛亥革命和祖国抗战。
　
( 出处:史学月刊出版社: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出版日期:2004年第11期)

（责任编辑：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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