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与非均衡: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的辩证思想研究

武力

2012年11月26日13:28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摘要]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如下历史演进过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非均衡发展到计划经济的均衡发展，再走向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均衡发展。在此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辩证思想。面对经济落后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肯定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也必然是高速度的，他提出“三步走”的战略思想，使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目标调整到切实可行；同时，高速度不是匀速前进，而是波浪式向前发展，要争取若干个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邓小平提出一个大政策，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区域发展步骤上，他逐步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我国国民收入结构调整不断深化，区域差距呈缩小趋势。在新的起点上，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均衡与非均衡关系的辩证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邓小平；“三步走”；“两个大局”；共同富裕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新中国60多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是一个不均衡与均衡交替往复的过程，其间体制与政策的阶段性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如下一个历史演进过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非均衡发展到计划经济的均衡发展；再从计划经济的均衡发展到市场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最后走向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均衡发展。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国的经济发展从此开启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向均衡发展的大门。本文着重探讨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一、 从计划均衡到市场非均衡发展思路的转变

新中国建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的主要问题，除了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以迅速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面貌外，还有一条就是要避免走资本主义那种以牺牲农民和工人利益为代价、发展成果为少数人所享有的非均衡发展道路。因此在1953年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国家迅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在“一五”计划中贯彻了生产力合理布局的思想，加大了对内地的投资力度。为了实现均衡发展，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前后，提出了处理好农轻重关系，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以及处理好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周恩来、刘少奇、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也提出了综合平衡、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等思想。

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各地资源条件差异大的大国，发展的不平衡是其工业化初期的客观规律，加上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从而使得均衡发展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过度追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均衡发展，尤其是居民收入分配的平等，反而导致了资金短缺条件下的重复建设、经济剧烈波动和公有制企业效益低下，从而形成了发展慢的脆弱的低水平均衡。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迅速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是党和人民的迫切要求，急于求成、“大干快上”几乎是各个地区、各个产业、各个阶层的愿望。如何解决资金和资源短缺、使大量人口从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是中国工业化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同样，如何解决中国工业水平落后、能耗高、投入产出比低的效益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长期关注和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几次重大经济体制调整，都与解决上述问题密切相关。例如：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开始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调整，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政治挂帅”等等，都是试图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和精神激励作用，解决公有制经济激励不足、官僚主义滋生、经济效益与预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相差甚远的状况。在经济运行方面，则呈现出典型的供给约束型波动，即“跃进——失衡——调整——再跃进”；在经济效益方面，则呈现出精神激励作用递减而不断强化政治运动力度的趋势。

事实证明，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高度集中”还是“权力下放”，无论是规范管理还是群众运动、“全民大办工业”，都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经济运行混乱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改革开放之前20多年的历史证明，在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管理体制范围内想主意、找办法、打转转，不能解决职工吃企业“大锅饭”、农民吃集体“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不能避免资金利用率和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双低”的结果。改革的结果跳不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这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中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这一段看似简单而浅显的话，实际上成为后来中国经济发展基本路径的滥觞，它包含了从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思路转变的四个重大内容：一是经济发展速度的波浪式前进，而不是均衡匀速；二是地区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三是人群之间的收入是不均衡的（或者说是不平均的）；四是通过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最终实现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发展，反映出邓小平上述思路历史与逻辑的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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