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再评价

邢和明

2013年01月25日10:54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摘要〕“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形成初期曾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是，陈独秀没有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犯了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这是“二次革命论”产生的真正根源。陈独秀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认为中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则是错误的。

〔关键词〕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再探讨

学术界对“二次革命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它的来源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是受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影响【张旺清、罗玉明：《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或者说，“二次革命论”来自共产国际【于丽：《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新析》，《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有的学者认为，陈独秀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和国民党的排挤，才发表了所谓的具有“二次革命论”倾向的文章【崔学明：《共产国际与“二次革命论”》，《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还有的学者认为，“二次革命论”在1923年是根本不存在的，充其量陈独秀只是共产国际的代言人【苗体君：《关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质疑》，《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2期。】，等等。应该说，这些观点都不够全面。另外，学术界对“二次革命论”在初期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及在利用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可取之处，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关于“二次革命论”的研究，笔者曾发表过《“二次革命论”与“革命两步走”理论之比较研究》和《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与列宁新经济政策》两篇文章【见《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3期和2003年第3期。】。现在看来，文章对有些问题论述得还不够深入，有些看法也不够全面。因此，本文拟就以上几个问题再进行一次探讨。

一、“二次革命论”形成的时间问题

研究“二次革命论”，不能只限于大革命时期，尤其是1923年陈独秀发表的两篇文章。如果以此作为背景来研究，那就很容易把“二次革命论”产生的根源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而且也容易割断陈独秀早期和晚年思想的联系。其实，中共二大前夕，陈独秀已经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其中就包含了后来被称为“二次革命论”的基本观点。二大以后，陈独秀对他的革命发展阶段理论作了系统阐述，将其发展成为“二次革命论”。到了晚年，陈独秀对“二次革命论”又作了进一步论述。

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论述，最早见诸于1922年6月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陈独秀在文章中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并由此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他把中国经济状况分为三种形式：一是乡村的家庭农业；二是城市的手工业；三是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与此相适应，中国政治状况也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二是国内军阀的扰乱；三是政党的萎弱。【《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85页。】总的来说，这种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通过这样的分析，陈独秀认为，这种经济及政治状况决定了“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而且，“第一段争斗”又是中国人民目前“急切要的工作”，“一切劳苦群众也都应该加入”。不仅如此，陈独秀还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乃是对内完全倾覆封建军阀得着和平与自由，对外促成中国真正的独立”。【《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85、186页。】陈独秀提出中国应该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对于此前党内主张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来说，这是一种进步。

但是，这个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没有及时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相反，陈独秀在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状况时却认为，“幼稚的中国无产阶级，眼前还没有代表他的政党出现”【《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85页。】。这就有否定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嫌疑，表明陈独秀在提出中国革命第一阶段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就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这是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理论中的消极方面。正是这种不正确的认识，表明陈独秀的这一思想观点在提出之初就没有同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划清界限。从“二次革命论”发展的全过程来看，这个时候它已经初显端倪了。

二大前后，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理论在党内产生了很大影响。1922年6月，陈独秀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这是论述中国革命性质的第一个中共中央文件。7月，陈独秀参与起草了中共二大宣言初稿。宣言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步骤。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主张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到认清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这无疑是认识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的作用是不应该否定的。但是，另一方面，陈独秀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却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民主革命成功后，应该建设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由“民主派掌握政权”。那么，民主派又是指谁呢？陈独秀说：“中国现在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3、334页。】可见，民主派就是指国民党。当时的国民党基本上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让国民党掌握政权，实际上就是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他把个人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观点写进《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和二大宣言，这使二大在阐述革命领导权和政权问题时受到了陈独秀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影响。

无产阶级领导权和革命政权是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前提条件，就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来看，二大前夕以及二大本身还不可能解决好这一过渡的前提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进一步探讨和解决。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理论。1923年4月，陈独秀写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2月，他又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在这两篇文章中，陈独秀对他的革命发展阶段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与二大期间相比，这个时候，陈独秀已经非常明确地把民主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他提出，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应该成为“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56页。】，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是这个革命的阶级基础，它的胜利自然就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研究“二次革命论”，不能仅限于陈独秀这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只是那个时期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陈独秀的这一思想观点，不能代表“二次革命论”的全部内容。实际上，陈独秀在很多文章里对他的革命发展阶段理论都作了阐述。而且，陈独秀从提出这一理论之后直到晚年，对中国革命发展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没有改变。1926年7月，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的执委会上提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应该是“由工农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117页。】。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发表的《民族野心》《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当真反对资本主义吗？》《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章，其思想观点与1923年的两篇文章一脉相承。在这些文章里，陈独秀对“二次革命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例如，1938年7月,他在重庆民生公司发表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演讲，对中国国情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认为此时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而不是划地自足的封建经济居领导地位”，并由此断定，“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617页。】。他甚至批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又厌恶害怕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于是乃提出‘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说法”【《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21页。】。

从“二次革命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如果把“二次革命论”产生的根源完全归结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大革命的策略方针，那就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二大之前陈独秀在革命领导权和革命前途问题上就已经有了不够正确的认识，而且在晚年，又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一观点。这其中的真正原因，应该从陈独秀的思想方法上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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